文丨白明（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员）
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利用外资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今年2月19日，利用外资政策又出台了新的版本，这就是《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行动方案》凸显了对外开放的高水平。
毋庸置疑，判断稳外资是否成功必须要看利用外资的规模是否能够稳得住。但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稳外资不能像“韩信点兵”那样刻意追求“多多益善”，而是应当既要看外资数量，更要看外资质量，以质求量。只有引进高质量的外资项目，才能够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合拍。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不仅对国内的高科技企业有着吸引力，对于外资也同样如此。因此在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利用好国外的资源，争取让中国在这些领域加快发展。《行动方案》特别阐明，要支持试点地区抓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政策宣贯落实，说明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重中之重。
近些年来，我们在扩大外资准入上动作越来越大。无论是从自贸试验区版本还是从全国版本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来看，都已经较前些年越缩越短。虽然进一步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还是有必要的，但客观来说，负面清单中可以缩短的剩余领域已越来越少。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准入方面不仅要注重扩大领域，更要注重优化结构，特别是要鼓励外商在特定领域上马投资项目。事实上，《行动方案》特别鼓励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开放，也鼓励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更加关注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外资结构优化，而这一切都代表着外资准入管理理念上的跃升。
与此同时，在稳外资过程中彰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念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体现于投资项目本身，也越来越多体现在相关体制机制的配套能力上。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举措固然离不开市场准入上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也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相比之下，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要比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为复杂一些，因为“准入前国民待遇”本身就意味着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如果我们针对内资企业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过程存在滞后，对内外资企业的一视同仁管理也会缺乏含金量。然而，这一版本《行动方案》里特别强调了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我们在追求利用外资方面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包含了更多制度型开放元素。
除此之外，《行动方案》将稳外资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还体现在大胆探索之上。按照《行动方案》的要求，在股权投资方面，我们不仅要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而且还允许外商投资性公司使用境内贷款开展股权投资，也就是说国外的投资人用国内的资金投资国内的股权项目。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的利用外资不仅仅是利用国外的资本，而且还更加充分利用国外的投资团队对我们的资本进行管理。
我们虽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更加注重高水平对外开放，但在当今世界，不一定每一个国家都乐见其成。一些国家不仅热衷于投资保护主义，而且还针对中国“量身定制”了若干投资限制措施，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卡脖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高技术领域吸引外资项目时要强化自主性，不能等待外商将高新技术项目送上门来，而是要立足于自身的产业升级，增加对境外高技术项目的吸引力。
现在看来，要想从根本上做到夯实稳外资的基础，就必须要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为此，一方面要提升招商引资的质量，另一方面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也要提升质量。我认为，这也是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这次发布《行动方案》的精髓所在。相信这一《行动方案》不仅能够真正落实下去，而且能够看到效果。即使短时间内稳外资规模不一定立竿见影，也可以为稳外资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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